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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年一二三萬件保單遭強制執行追債制度失衡壓垮弱勢　救命保單變要命保單修法補漏仍缺配套

2025-06-04

最高法院的一紙裁定，使得保單強制執行案件飆破百萬件，引爆諸多執行亂象。

政府配套不足、執行標準不一，讓許多本該被豁免的保單遭錯殺，民眾權益怎麼兼顧？

三十四年前，單親媽媽小蔓（化名）為自己買了一張人壽保險，合約附加醫療險和癌症險，連同當時年幼、無法單獨投保的兒子，一起掛在保單下，共同享有醫療保障。

小蔓年輕時經營進口生意，卻接連遭受美國九一一恐攻、金融海嘯等意外衝擊，事業一蹶不振，積欠百萬元卡債。為了拉拔兒子長大，她到處打零工掙錢，收支無法平衡時，就只能「以債養債」，辛苦度日。

屋漏偏逢連夜雨，五十歲那年，小蔓罹患乳癌、連動三次手術，因為切除淋巴組織，一隻手喪失部分功能，將近十年都難以正常工作，欠下的債務連同利息，不知不覺已滾到上千萬元。所幸身邊還有這張已繳費滿二十年、享有終身保障的保單，得以支應醫療費用。

裁定公布》
部分醫療給付也遭凍結

豈料去年十月，小蔓因甲狀腺腫大開刀，準備申請保險給付時，卻發現所有保單都已被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，並遭地方法院扣押，處於「凍結狀態」；後續債權人有權決定是否解約，將保單價值轉成現金，償還小蔓的債務。

「突然發來一個公文，如青天霹靂，我多項疾病纏身，還在治療當中，如果沒有保險，我就失去所有依靠了....。」她激動地說。

針對保單遭強制執行，小蔓透過法扶律師向法院聲明異議，至今沒有下文；她同時向法院聲請保全處分，盼停止強制執行，卻也遭駁回，目前仍在抗告中。

這些日子，她既焦慮又無助，「我現在連醫生都不敢看，欠債還錢天經地義，但不能連醫療保障都連根拔起，如果保險被終止掉，以後我們要怎麼活下去？」她發出沉重的嘆息。

這張伴隨弱勢的小蔓走過三十多個年頭、猶如海上浮木的保單，何以在一夕之間遭法院凍結，甚至可能就此蒸發？

一切，要從兩年半前的一紙最高法院裁定說起。

二○二二年十二月，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做出「一○八年度台抗大字第八九七號裁定」，主文是「執行法院於必要時，得核發執行命令終止債務人為要保人之人壽保險契約，命第三人保險公司償付解約金」。

要保人：簽訂保險契約、繳交保險費，並對保險標的有保險利益的人。

解約金：要保人終止壽險、年金保險等契約，保險公司依據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，應償付要保人的金額。

簡單說，大法庭裁定認為，若有人欠錢未還，他本人擔任要保人的「壽險保單」，因為有繳納保費累積而成的價值，屬於可被強制執行的「責任財產」。因此，債權人可以向法院聲請扣押該保單；執行法院在「必要時」，則可以核發執行命令，主動要求保險公司將該保單解約，轉換成金錢，還給債權人。

在這項裁定出爐前的幾十年，法界對於保單能不能作為強制執行標的，一直存有歧見。

分析一五到一六年間的台北地院相關裁判，法官認為保單「可抵債」的案件約占四五％、「不可抵債」的案件占五五％。一六年底，台灣高等法院舉行一場法律座談會，則做出保單「不能強制執行」的結論；在那之後，實務上一、二審法院，幾乎都採納高院見解，認定保單不可抵債。

執行亂象》
聲請案件爆量使評估失衡

但這項見解，在六年後一場由十一名法官組成的民事大法庭上被推翻，索討無門的債權人欣喜若狂，群起聲請保單強制執行，幾乎讓地方法院執行處為之癱瘓。

從司法院與金管會的統計數據，就能看出大法庭裁定的「威力」。

《今周刊》向司法院查詢二二年民事大法庭裁定以前，每年聲請保單強制執行的件數，司法院表示：「由於過去案件數很少，沒有獨立統計。」

裁定之後，根據金管會統計，二三、二四年間，各壽險公司扣押保險契約件數是爆量的一二三萬件，且其中七成是健康險及傷害險；被扣押案件中，已被解約的保單則有九．一萬件，其中也有四成是健康險及傷害險。

問題來了，大法庭裁定明明僅認定具有較高「保單價值準備金」的「壽險保單」得以強制執行；實際卻有高比率可能不具保價金、也就是解約未必能變現的健康險及傷害險也遭扣押、甚至解約，執行端顯然亂了套。

保單價值準備金：簡稱保價金，指保戶累積所繳保費，扣除保險公司必要支出的餘額，代表保單的現金價值。

事實上，大法庭裁決不僅將可強制執行的範圍限縮在「壽險保單」，同時也賦予執行法院依個案債權人、債務人及利害關係人權益，審慎衡量是否強制執行的權限。

之所以會出現亂象，是因為當短時間內出現爆量案件，又沒有一致的執行標準，就難以確保每起個案都獲得審慎評估。結果，就是實務操作上過度向債權人傾斜，像小蔓這類欠債的弱勢族群，可能連最基本醫療權利，都遭到無情剝奪。

近兩年，保單強制執行案量暴增123萬件，執行法院人仰馬翻，加上各法院執行標準未統一，引發諸多亂象。

標準不一》
壽險端疲於處理解約、回報

新光人壽（下稱新壽），是台灣排名前五的壽險公司；新壽保全管理部保單執行管理課經理曾詩翰，則是在第一線負責處理法院執行命令的中階主管，她對《今周刊》解釋經手了兩年多的日常業務時，臉上浮現深深的無力感。

依照執行流程，保單強制執行分為扣押、解約、撤銷三個階段。

首先，債權人會先向地方法院聲請保單強制執行，接著由法院發文給壽險公會，調閱各壽險公司投保紀錄，壽險公會回覆法院一張簡易清單，列出債務人在哪幾家公司擁有幾筆保單；但清單上，並沒有詳細記載保單資訊和解約金額。

法院取得清單後，會分別向壽險公司發出扣押命令，要求扣押符合指定條件的保單。壽險公司收到公文後，會依執行命令調閱保單資料，列出符合扣押標準的保單，再回函法院。此時，要保人的保單權益，就會遭到凍結。

依法定程序，保單被扣押的債務人，可向法院聲明異議；但聲明異議的過程，不會停止強制執行程序。債權人仍可向法院聲請，將債務人的保單解約，轉換成現金償還債務。而無論是解約的保單，或在扣押階段，債權人和債務人就已協商續留的保單，都會進入最後撤銷案件的結案程序。

曾詩翰指出，二二年出現民事大法庭八九七號裁定前，新壽每年被扣押的保單件數僅幾百件，走到解約的件數為「零」；但去年新壽光是保單強制執行案件就多達五．三萬件。其中三．八萬件被扣押，逾七千二百件被解約，且這些數字僅代表「案號」數量，實際上單一案號牽涉的保單數量可能不只一件。

為了因應每天兩、三百件案量，新壽還特別成立十五人團隊，並整合OCR（光學字元辨識）與LLM（大型語言模型），開發業界獨有的行政法務智能系統，處理源源不絕的執行命令。

儘管有專人處理、AI系統協助，曾詩翰與同仁卻依舊忙得人仰馬翻，因為每個法院的扣押標準不一。

光以最常見的標準「保單解約金額」來說，「就連同一個法院，解約金都有三萬元、五萬多元、十萬元等不同版本，甚至同一個股別，來的例稿也長得不同，每一張都要細看執行命令到底怎麼寫，執行端非常痛苦。」曾詩翰苦笑。

除了扣押標準不一，每個法院鎖定的目標，也未必相同。

曾詩翰解釋，許多地方法院來函強調只扣押「人壽保險」，較無爭議；但有些來函只寫扣押「保險契約」，由於各家保險公司產品多元，有些健康險也具有保價金，這時壽險公司會直接依照執行命令，將保價金符合扣押標準的健康險、傷害險也一併報出去，才導致大量非壽險保單也遭扣押。

一名壽險業者透露，去年上半年金管會就「保單強制執行之亂」舉行閉門座談會時，就曾有同業質疑，法院強制執行保單時，沒有依大法庭裁定原則，充分審酌債務人健康和生活狀況，判斷是否「必要」執行，也未參照《強制執行法》第一條，「依公平合理原則，兼顧債權人、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，以適當方法為之。」

當場，一位與會的地方法院法官坦言，「案件量大暴增，真的難以考慮法理原則執行。」意思就是「只能不分青紅皂白，先執行了再說」。令同場的一名學者聞言搖頭大嘆：「不知道怎麼回去教學生。」

險種差異》
修法補上豁免健康險等類型

該壽險業者直指，大法庭作出裁定卻無完整配套，導致法院選擇最簡單的消化案量方式：一律將保人的財產扣押、解約，卻忽略了債權關係以外的諸多須考量面向，造就這場保單之亂。

由於大法庭裁定引爆的風波與亂象超乎預期，金管會去年六月緊急端出《保險法》修法草案，盼透過豁免特定保單類型，像是產險、健康險、意外險、小額終老保險等，緩解暴衝的案量。

司法院也在去年七月公布《法院辦理人壽保險契約金錢債權強制執行原則》，明定以壽險為主約的附約，若是健康險、傷害險、長年期附約無解約金或附約為一年期者，不可被終止契約。目的是給各法院具體指引，避免「錯殺」無辜。

但這項不具強制力的司法院「原則」，對眾多法官確實「僅供參考」，對於金管會和司法院已有高度共識將修法豁免強制執行的險種，不少法院仍照扣不誤。

金管會主委彭金隆預估，《保險法》修法通過後，可減少七成以上的案量，但壽險業者認為過度樂觀。

加強保障》
依最低生活費設定門檻

一名木工師傅阿水（化名）八年前購買一張保單，主約是長期看護險，附加醫療險，由於工作性質，他的手部經常受傷，曾有過三、四次醫療給付紀錄。去年十月，他突然接到保單強制執行命令，因為與債權人協商失敗，短短一個月半，他的保單就遭到解約，折現成七萬多元解約金還給債主。

五十多歲仍單身的阿水，為了晚年保障，想要重新投保類似保險產品，卻因健康與年齡條件大不如前，「他的保費比先前貴了三成，保障額度下降，範圍也大幅限縮。」承辦保險業務的凱基人壽承暘通訊處處經理鄭景杰感嘆。

「保單對弱勢族群而言，本來是最穩定的保障，現在....，卻變成致命傷。」鄭景杰直指，大法庭裁定時過度重視債權問題，卻未考量有些人的保單被迫解約後，很難回復原狀；而會落到保單被扣押的，許多也是缺乏資源的清貧人士，未來若受傷生病沒保障，可能會拖累整個家庭、衍生更多社會問題。

兩年半來，執行法院、壽險業者與基層民眾，無不哀鴻遍野。為了加速補破網，金管會三月端出新版《保險法》修法草案，六月三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。

這部攸關民生、罕見取得國會三大黨高度共識的修正案，將豁免執行的解約金門檻，調高到衛福部公布的最低生活費乘以六個月、再乘以一．二倍，採全國最高統一標準，換算今年為十四．六萬元；也就是單一保單解約金低於十四．六萬元，就免於強制執行。

修法後也明確排除健康險、傷害險被強制執行，金管會更允諾以政策公告方式，豁免小額終老保險等特定險種。金管會預估，按照此版本三讀完成修法，光是排除健康險、傷害險，就將減少七成以上案量；上百萬張已發出的保單強制執行命令，有望在八個月內解除扣押。

但在法界人士和壽險業者眼中，單靠修法，恐難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。

承辦諸多保單強制執行案件的興泰法律事務所律師鍾妤君點出，債權人提出聲請、法院執行扣押時，並不知道每張保單的細節和解約金，「修法過後，未來案件一樣會全部進到法院內，對於減少案量可能不太有幫助，除非從源頭改變查閱保單模式。」

司法院也坦言，目前執行法院確實無法事先得知解約金數額，為了讓修法後未達扣押標準的保單可免於扣押，司法院正和金管會、壽險公會研商，使未來執行法院在查詢時一併得知解約金數額，加速和簡化查詢流程。

權益受損》
已遭解約案件不可回復

此外，新法雖然明確排除特定險種，免於強制執行；但實務上，各家壽險公司產品上千種，可能出現難以歸類的窘況。

曾詩翰舉例，許多壽險公司成立幾十年、推出過數千種保險產品，很多綜合性的商品難以歸類到單一險種。例如新壽推出的防癌險，屬於綜合型保險，名稱是防癌終身「壽險」，依法可以被強制執行，但本質上又與健康醫療相關，「就有客戶來問，為什麼醫療險可以豁免，這張防癌險卻在強制執行的範圍內？」

她建議實務上，法院應與公會、業者充分討論、取得共識後，制定執行標準，並因應市場及社會環境變化，保留彈性調整空間。

無論以緩解法院、壽險業者案量，兼顧債權人權益，和保障民眾基本人權為考量，這兩年半，各界無不期盼盡早畫出一條明確界線，終止保單之亂。

如今修法通過，終於訂出一致執行標準，遺憾的是，在此之前已有高達九萬多件保單遭強制解約，當中更有大半案例，本應該被豁免，卻因時間差，權益慘遭犧牲。對於是否能透過政策配套，回復特定民眾的保單權益，司法院僅回應：「在修法完成前，已經執行完畢的案件，仍屬於依法執行，清償民眾積欠的債權，無法回復。」

除此之外，還有近百萬件醫療險與傷害險保單，根本不在大法庭裁定可強制執行的範圍內，卻遭法院扣押凍結，讓許多債務人醫療保障暫停，陷入不敢生病的悲情處境，這都是在這場保單風暴下，民眾集體付出的慘痛代價。

原本四月要動手術、卻因為保單狀況未知，擔憂無法申請理賠，而自行延後就醫的小蔓，此刻最深切的盼望，大概是修法過後，政府能盡速加快行政流程，解除扣押命令，還給債務人應得的基本權益。

兩年一二三萬件保單遭強制執行 追債制度失衡壓垮弱勢 救命保單變要命保單 修法補漏仍缺配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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